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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与司法

中医属人体医学,司法是社会“医学”。但两者也有共同属性,缘由中医文化和司法文化根植于同一个中华文化源流,将中医治疗理念恰当地运用于司法工作,往往有异曲同工之妙,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。

中医属人体医学,司法是社会“医学”。但两者也有共同属性,缘由中医文化和司法文化根植于同一个中华文化源流,将中医治疗理念恰当地运用于司法工作,往往有异曲同工之妙,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。

中医治疗讲究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,通过望气色、闻声息、问症状、切脉象,细心观察病情状况,弄清病因的来龙去脉,找准病灶,对症下药。或活血化瘀,通畅脉络;或清热降火,平衡阴阳;或补中益气,培固气血。不同病情,对症施治,自然药到病除,妙手回春。司法工作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各类案件,同样需要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,进行综合施治。通过对事实表象做深入的调查研究,由表及里,由浅入深,力求还原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,并综合探究产生问题的原因,确定讼争的根源所在,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处理方法。如果“病急乱投医”,不能“对症下药”,就会事与愿违,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。

中医治病讲究辨症论治,与西医细化局部的治疗方法有所不同。西医治的是“人的病”;中医治的是症,治的是“病的人”,也就是通过全身性气血调整来治疗局部的病灶,重在扶正固本、平衡阴阳,病人元气恢复了,病就痊愈了。“案件”产生与“病”成因的探究方法同样具有类似性。病情是由全身性的问题在局部上的表现,案件也是叠加性的问题在诉讼上的反映。司法工作既具有细致的事实认定和法规法律适用的技术含量,但又不止于法律技术,需要从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心理,特别是从文化的层面去认识和破解难题,要善于将个案审理融入到社会综合治理大环境中考量、考评,从错综复杂、曲中有曲的法律关系中理清头绪,准确施治。很多纷争案件是由民事欺诈引发,刑事诈骗案件也长年趋于多发,从大环境来看是由于社会诚信缺失、道德滑坡所致。司法时通过办好每一个案件,“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,同时要用法官的人格力量予以人文教化和心灵感化。

中医疗法讲究均衡阴阳虚实,采取攻补兼具、不偏不倚,治病方法运用的是“中庸之道”。司法工作也是同样道理,需要综合平衡各方利益,找出各方当事人都能接受的最佳切入点,以最佳方法平息纷争。特别是当今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期、纠纷高发期,各类案件汹涌而至,可是司法资源却很有限,如果都用非此即彼的判决,却是案结事不了,上诉、申诉不断,甚至还有缠访、闹访,就影响了社会安定。在司法中就需要弘扬调解文化,倡导“和”为贵,运用“中庸之道”传统解决纠纷。通过运用思想开导法、情绪缓和法、批评教育法、利益分析法、正反比较法、后果预测法、前景展示法等方法,先为当事人打开心结,作为铺垫和前奏,使当事人有理能让人、无理不相争。调解时可以运用诉前梳理法、交叉审理法、同类归并法、先易后难法、集中调解法、时空优选法、利弊比较法、单位亲邻配合法、行政合力法、“放水养鱼”法、第三方履行法、担保调解法、制约条款调解法、分期履行法、全部履行让步法等等,最后平衡各方利益节点,找出最佳调解方案,并能使调解履行。既解决纠纷又实现人和,还提高效率。

治疗毕竟是滞后的,在治未病、治欲病、治已病的问题上,中医提倡未病治“病”,重在预防。正如医学圣经《黄帝内经》所说:“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,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。”同理,对于案件产生根源上也要防患于未然,而非“临渴掘井”矛盾尖锐激化时才解决。事前谋划比事后“救火”更为重要,特别要从中国文化元素探寻根源,找出正确的途径和办法。通过延伸司法职能,在事中审判的同时搞好事前预防、事后服务,全方位参与构建和谐社会。从全社会层面来说,更需要全面深入开展社会综合治理,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如针对民事欺诈、刑事诈骗案件日益增多的趋向,必须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强化诚信教育,积极倡导诚实守信的美德,弘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中华文化,以大大减少此类案件。同时,在全社会积极倡导“少讼”、“无讼”法律文化理念,纠正动辄诉讼甚至激化矛盾的偏向,营造安全、安定的社会环境。

关键字:中医,司法,治未病,西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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