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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的精髓——因人而异,辨证施治

中医有它独特的理论体系,阐述人体机理有藏象、经络学说,概括疾病原因有六淫、七情之述;诊断依据定四诊、八纲;辨证施治有三焦、六经、卫气营血之论;用药讲求逆、从、反、正、标、本、缓、急;治法分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补、消;组方配伍讲君、臣、佐、使。

中医有它独特的理论体系,阐述人体机理有藏象、经络学说,概括疾病原因有六淫、七情之述;诊断依据定四诊、八纲;辨证施治有三焦、六经、卫气营血之论;用药讲求逆、从、反、正、标、本、缓、急;治法分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补、消;组方配伍讲君、臣、佐、使。

中医的精神实质“因人而异,辨证施治”是中医的精髓。天下有同此一病,而治此则效,治彼则不效,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,何也?则以病同而人异也。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,而受感之人各殊:或气体有强弱,质性有阴阳,生长有南北,性情有刚柔,筋骨有坚脆,肢体有劳逸,年力有老少,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,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,天时有寒暖之不同,受病有深浅之各异,—概施治,则病情虽中,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,则利害亦相反矣。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,而后轻重缓急、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。

先祖孔伯华说,“凡学医者都应视此为座右铭”,这是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。

20世纪50年代初期,针对当时卫生部个别领导对中医的歧视态度,先祖孔伯华曾经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,他在信中这样写道:“人生于天地之间,受时气之侵,感情欲之触,不能无病。病则赖之以生者,医也”。其意是说我们人类生活在社会上,因外界非正常气候侵扰及自身情绪变化等,难免不生病,而生了病就离不开医药。在中西医学术问题上,他写道:“医之活人,何分中西,其存心一也,第其理发不同耳,然学者喜新弃旧,实则中西皆未达也”。后来毛主席撤掉了卫生部个别领导干部的职务,并做出“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,应努力继承和发扬”的重要批示。针对中医药继承与发展,先祖在信中还有这样的陈述:“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,将发扬数千年之文化,幸何如之,愿努力发挥,以其理法臻于至善,达于全球,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”。

50多年过去了,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?

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,以前是没有西医的,在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前,我们赖以生存及祛病治病的方法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中医药学。因而在今天,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医药和西医药两种选择,本来这样的选择对于国人来说应该是件好事,因为中西医各有所长,若能取长补短,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疑会多了很多机会。但事与愿违,表面上看,中医是发展了,繁荣了,实则是一个糠心大萝卜。这与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中西医并重发展政策显得极不协调。

首先,对于患者而言,患者就医选择常常是被动的,患者本身不能做主,这是因为患者在选择医院上,要选择定点医院,因此患者是被动的。我们虽然有中医中药,但西医处于垄断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也是西医处于主导地位,或者说是拿西医的观点来改造中医药,并不是在治疗方法上真正的配合。如在中药研究领域,完全生物化的研究分析不仅破坏了中药所独具的性、色、味气化功能,且使得本就有限的科研费用全都喂了耗子,实在是可悲。

再说现代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中医,根本就是无中医之实的西化中医,其诊疗用药完全西化,借助现代检验仪器本应该是一个提供客观数据的工具,这些数据在临床中可作为帮助判断、参考和分析的数值,但他们却将这些仪器当作了诊疗真理,从而完全丢失了中医传统的诊疗方法。

我曾经接触过不少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,但他们可以看病吗?答案是不能。

拿中医很多高等学府说,绝对最权威了,但为什么很多大教授当他们离开这块金子招牌后,来到社会上,叫公众考核实际疗效时,怎么就没有患者了呢,其因有三,一是牌子没了,二是定点医院没了,三是你本来就是搞教学的,怎么能够看病呢,因而关键问题就出来了,没有疗效,疗效如果没有了,无论在哪里全扎不住脚。

中医学是临证医学,也是全科医学,因为它是由生命全息的角度看待和研究人体所发生的变化,继而通过八纲辩证,以我们中医独有的方剂调整、激发人体自身功能,提高自身免疫力与病邪抗争,这在中医术语中叫“扶正祛邪”,与西医的对抗疗法治标不顾本的方法截然不同。

暂且不论中西医之短长,就非典时期来说,中医中药显现出的无比威力和疗效,为世人所公认。那一次,世界的目光被华夏古老的中医药所吸引,尤其是当疾病将我们人类驱赶到智慧边缘的时候,因为中医药的介入,奇迹在悄然发生,在非典疫情高发的国家和地区,我们创造了最低的死亡率,香港《亚洲周刊》曾为此大幅篇章介绍,不得不折服于中华医学的奇丽和壮美。当时,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在京知名中医药专家座谈时强调,中医药学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,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过程中不断创造、积累、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,在重大疫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在非典治疗费用方面,中医药花在每位患者身上的费用只相当于现代医药费用的1/15,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经济尚不发达的大国,无论是从国计民生,还是医疗保障等方面,都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。

对中医来说,和癌症等恶性肿瘤相比,非典不算是什么不得了的病,按照非典的临床症状表现,属于中医之温病范畴。对于非典的治疗应以中医“清热透邪,解毒化淤”为法。中医对此病的治疗退热是最重要的。在退烧方面,由病毒引起的发烧是现代医学最棘手的,因为抗生素对此毫无作用,而中医在这方面却有很好的经验。除了要大力发挥中医退无名热的特长以外,中医治疗温病还有许多历史上留下来的著名验方

我们以现代医学方法与温病学做个比较不难看出,温病就是现代医学部分传染病的总称,而传染病皆是由病源体传播,其传染途径,多由口鼻侵入。至于“时疫感久而后发”,也等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传染病有一定的潜伏期,由此可见古今病理如出一辙。

《黄帝内经》提倡疾病预防强调早期治疗。中国医学自古就十分重视预防疾病的主导思想,如《内经》强调“虚邪贼风(指致病因素),避之有时”。同时又强调,一位高明的医学家,应当治未病之病,而不是治疗已病的病。如果等到病已发而后才给予药物治疗,就犹如渴而穿井,战乱已发才去制造兵器的道理一样,不是太晚了吗?又说:治疗疾病必须“救其萌芽”,并批评了一些人对一些久病轻易作出“不可治”的结论,指出:“疾虽久,犹可毕也(是可以治愈的),言不可治者,未得其本也。”其思想都是很先进的。

非典那一年是癸未年,按中医“五运六气”学说来讲,是“太阴司天”,它的主气和客气,都属于“少阴君火主事”,所以那一年要“瘟疠大行”,要出现传染病,而且“远近咸若”,就是没有区域性。中医预见性、哲理性的魅力就在这里。暖春之后必有瘟疫,自然规律出现反常,就会出事,充分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整体观和辩证哲学思想。

中医几千年前的法则为什么可以治今天的病?它的真正精髓就在于“辨证论治”,人有虚实寒热,虚则补之,寒者暖之,阴阳寒热虚实表里,针对各种不同的症侯群,区别对待,辩证施治。更何况,广大老百姓的普遍认同是中医的生存之本,因此,在瘟疫面前,中医走在防治和阻击病魔的前列是一种必然。相信在预防疾病方面,中医药也一定会走在前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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