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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缘何对中医存有偏见?

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他的原意,对他不当的地方进行批评,才符合他的思想,毕竟历史又过去了70多年,我们不能要求鲁迅先生在那个时候正确认识中医。但是,“东方科学七君子”在发表“迎奥运宣言”的时候,提出来把鲁迅在《呐喊自序》里骂中医是“有意无意的骗子”的话,从中学课本里删去,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,也是负责任的行为。不然,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损于鲁迅形象的缺点,这个缺点经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,用来攻击中医。

鲁迅是当代的伟人,是人们心目之中的骄傲。然而85年之前,他关于中医的只言片语的言论,至今仍然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反对中医的依据。笔者在《捍卫中医》(2007年6月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)一书之中,已经做过一些辨析。经过不断思考、反复查阅有关文献,认为这是被人恶意利用的一种错误。必须加以澄清,以免鲁迅先生地下有知,半夜出来吓着了那些不让他安宁的人。

鲁迅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论中医的?是如何谈论中医的?这是很重要的,评价一切事情的是非,不应该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。鲁迅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,与他父亲生病早死有关;而他父亲得病、治疗效果不理想,与他们家庭发生突然变故而“家道中落”密切相关。为此,我们不得不费一番功夫,先弄清楚鲁迅家庭为什么由兴旺,走向了没落?

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:

根据 郭宇一发表的文章《鲁迅祖父周福清贿考案始末》[1]介绍说,鲁迅祖父周福清,原名致福,字震生,号介孚,生于道光十七年(1837年)12月27日。这是农历的年底,按说他应该是公元1838年出生。20多岁考中秀才,又于1867年30岁时,周福清在浙江甲子、丁卯两科合并乡试中考取第86名举人,是一个有成就比较早的人。他于在同治十年(1871年)辛未科会试中了进士,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他是周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又点了翰林的,那是他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,然而,这也成了他一生中辉煌的顶峰,日后的仕途却不是那么如意。

周福清在翰林院工作三年之后,他并未如愿升迁,而是被外放到江西金溪去任县知事。事有不顺,他为上司所不容,终于在光绪元年(1878年)由两江总督沈葆祯革了他的知县职,改选为教职。所谓教职,介乎今天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长之间这么一个职务,而且就这样的一个职务,吏部也没有正式批下来,当了不满三年知县的周福清只能以七品知县的级别退职了,他当时只有40来岁,心有不甘,不愿仕途从此结束。因此,他先花钱捐了一个“同知”,后又捐得内阁中书,一直候补了9年,直到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他才补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,当时已经50岁。

壬辰除夕(1893年2月16日),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。按一般惯例,清代官员父母去世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,称之为“丁忧”,需要三年之后重新候补,周福清此时五十六岁,再过三年,虚岁便是六十的人了,哪里还能再有机会补缺?他心里很清楚,自己的仕途也就基本到头了。

恰巧这一年为庆慈禧太后的60岁的“万寿”, 甲午(1894)年要开恩科,故乡试得以提前一年。而恰恰就是这次恩科乡试,成了周家如鲁迅所说“从小康而坠人困顿”的转折点,从此几乎一蹶不振,陷入了困苦无奈的生活窘境。这都是周福清“高考舞弊”案惹的祸。

在清代,科举贿考舞弊之风时有曝光,这是当时政治的腐败在科考中的一种体现。所以,当绍兴一带的举子们有人得到消息,听说京城来杭州监考的正主考官是殷如璋大人,他与周福清是“同年(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)”,且二人互相认识,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。因此,脑筋灵活的人就不断有人上门,来求周福清利用这一关系“走后门”,希望多予关照,借此中举。绍兴的马、顾、陈、孙、章等五个家中,有钱的秀才凑足一万两银子,托周福清去送给殷如璋,以买通关节,并答应事后会给周福清一些酬报。

周福清一开始并不情愿做这样不光彩的事情,但经不起亲朋好友的极力撺掇,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周福清的姐夫章介千,他的侄子这一年也要参加乡试。经过来人反复“开导”,周福清的脑筋开始活泛起来,他想一来可以照顾姐夫和众乡亲的面子,二来自己的儿子周伯宜(鲁迅父亲)也要应试,他们出银万两,自己出面周旋说情,一举多得,就做下了后悔一生的一件蠢事。

按清朝的规定,考官一出京城,就不允许会见亲友,考官到达目的地,还有监视他们的官员在侧监督,想要接近主考走“后门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考虑到这些因素,周福清觉得一旦主考殷如璋到了杭州,不要说见他的面,就是送一封信也难。思前想后,惟一可行的就是在他由京赴杭的途中找机会。他得知殷如璋取道运河,其间要在苏州稍事停留,周福清就决定在此“行贿”。于是,他于八月三十一日只带领仆人陶阿顺由绍兴启程,途经上海,五天后到达苏州,等了两天,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如期抵达苏州,停泊在阊门码头。

周福清随即派陶阿顺前去投帖拜会。陶阿顺雇船朝着主考官乘坐的大船驶去,但无法接近,又由船夫驾了小船悄悄划到大船边,将一个信封交给殷如璋的差人。他不知道,这个时候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,商量事情。主考官殷如璋见差人送上来一个厚厚的信封,心中有某些预感,想看又不敢当着副主考官看,就把信封放在桌上,当然是想等周锡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。这位副主考也许是不识相,也许是想知道这封信里的秘密,就一直坐在那里,扯来扯去就是不离开。

主考官殷如璋无奈,只好故作镇定,与周锡恩海阔天空地继续闲聊。周府里的仆人陶阿顺,也是一个经常迎来送往的人,他等了又等,没有一点要回信的消息,心里就沉不住气了,发作起来。他毕竟没有办过这样的事,不知道其中“奥妙”、“机关”,他慢慢地失去了耐性,对着官船大声叫嚷:“船上的听着: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,怎么连个回话也不给?!”舱内的两位大人听得真切,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包不住了,便示意副主考官周锡璋拆阅来信。一经打开信封,只见其中有一张一万两的银票,一张周福清的名片,另一张纸上写着五个考生及鲁迅父亲的姓名。

至此,周福清贿考事件已完全败露,两位主考大人当下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,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,发往苏州府讯问。陶阿顺经不住拷问,“顺顺当当”地就招供自己系受周福清指派,来如此这般行事的。苏州知府当即拿下,并迅速报告吏部,将陶阿顺及物证押送杭州,浙江巡抚崧骏马上命令杭州知府陈鹿笙审理,同时将考生马家坛及鲁迅父亲周伯宜的考卷扣留。

这件事在京城和两江传开,影响很大,御史诸成博先向光绪皇帝上了奏摺禀告此事,十天后,浙江巡抚崧峻的“请示报告”也摆到了光绪皇帝的面前。光绪皇帝当即给吏部下了批示:将周福清即行革职,查拿到案。

周福清被解审讯时,他撒谎说,自己是到北京探亲的,路经上海时得知这次主考殷如璋系同榜进士,一时起意属于“即兴作案”,想为几位应试的同乡子弟疏通一下,事前其他涉案人员并不知此事。至于那一万元的银票,他说那只是“一纸空票”,自己推想“事成之后”那几位家道殷实的考生,能承担他许诺的这一万元费用。这样以来,周福清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,使其他同案犯“成功解套”,他自己也因为没查出真金白银,属于“犯罪未遂”,没有形成严重后果,送的也不是银号的庄票,为他日后得以“从轻发落”,有了因由。崧峻不知是出于“官官相护”,还是“同病相怜”,就向清廷写了报告,极力为周福清开脱。刑部也基本以崧峻的意见为基础,向光绪皇帝奏道:罪减一等,拟杖一百,流三千里。但是,光绪皇帝不肯通融,当天即下了圣谕:判周福清为斩监,候秋后处决。

周福清就这样在等待“秋斩”的过程之中,侥幸未被选中。原来每年被皇帝朱笔批准死刑的人,也是有比例、指标的,不是一刀切。也许是命运安排,也许是黄金白银送礼起了作用,周福清在监狱里竟然“三次未中”,因此改为终身监禁;又因为光绪皇帝被软禁之后,慈溪垂帘听政,礼部尚书薛允升在慈禧面前为他求情,终于在1901年,他64岁的时候获得释放。而他的儿子,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,已经于1896年10月12日(农历9月6日)因病去世了,终年只有37岁,属于中道夭亡。周福清老人,在“由小康陷入困顿”的生活之中,到1904年去世。

那么,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得的是什么重病呢?

鲁迅祖父周福清因贿赂案发入狱之后,其子周伯宜,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在杭州乡试,与“高考贿赂案情”有涉,故被拘捕审讯,后又被革去秀才,精神情志上蒙受了沉重打击,一时郁怒成疾,无处发泄,便借酒浇愁。对于他的坏脾气,鲁迅先生印象深刻,多次提到过。按照中医学的理论,忧思伤脾,郁怒伤肝,情志不遂,易成大病。肝气不舒,情志不遂的人,也更容易发怒。而发怒的过程,气血上涌,让人面红目赤,腹胀胁满,既不利于消化,也不利于气血运行。因此,中医说“怒伤肝”。

伤肝的人,应当节制情绪,调节饮食,而不能过量饮酒。周伯宜面对自己前途被毁,父亲生死难卜,还需要经常打点走动,送礼求情,探求消息。他悔恨郁闷,整日借酒浇愁,而过度饮酒会加重肝的损害。渐渐地,他的脾胃,他的肺肾也受到影响,除了胁肋疼痛之外,出现了腹胀、水臌。周伯宜在生病期间,不注意调养,病状逐渐加重。他自己感到好象一匹布紧裹着身体一样难受。而且由于疼痛不止,有人劝他服鸦片救急,渐渐地就成了瘾,有些非此不能止痛了。有一次鲁迅与他母亲出去找周伯宜,只见他正躺在烟馆里吞云吐雾,母子二人只好含泪离开[2]。

周伯宜想到家遭变故,为了“罪减一等”的父亲,已经买了不少田产,诊病又需要花很多的钱,不得已还得卖地,他的心中充满惆怅。然而地只剩下稻田二十亩,是一家人的口粮,不能再卖了。积蓄花光了,就卖东西,或者上当铺。因此,他一开始舍不得花钱治病,又觉得自己的身体逐渐支持不住了。他感觉到的症状不再是吐血,而是小腿肿,鼓胀,浑身乏力。俗话说“男怕穿靴,女怕戴帽”,浮肿病不是一个简单的小病。他最后决定请医生治疗,而请医生就得请最好的。据说当地有名的医生是“姚芝仙”,他的诊费是每次一元四角。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,可是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,又加上是隔一天诊一次,更难负担。但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,只好咬咬牙去拼凑。

前后两年的诊疗过程,疗效并不理想。周伯宜的水肿越来越厉害,慢慢的由腿部肿到肚子上。人瘦得不堪,起床走路变得不可能。他甚至连摔碗的力气也没有了,常对他的妻子说,觉得自己好像浑身被湿布捆紧了,动也不得动,连喘气都感到吃力。

对全家最难的是筹钱来买药。高明的大夫用药也特别,价钱一般都不低廉。买药的任务都由老大来承担。鲁迅(当时名叫樟寿)几乎每天都要出门办事,不是去当铺就是去药铺。在塔子桥东咸欢河北,有一个“恒济”当铺,他是那里的常客。当铺的伙计通称“朝奉”,都有一副傲慢的神气,对来当物品的百般挑剔。而当铺的格局也很奇特,柜台很高,个子矮小的樟寿要踮脚仰视,才能看到小窗户内的朝奉。他就这样把母亲给他的东西换成钱,然后拿了钱去药房抓药。

长达两年的痛苦经历,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尽管为鲁迅父亲治病的医生,由“姚芝仙”换成了“陈莲荷(实际上是何廉臣)”,也没有能够挽救鲁迅父亲的疾病,这类疾病属于中医所说的四大难证之一,在当时很难治愈。1926年,他把《父亲的病》这篇文章,收集在《朝花夕拾》里,对于他同年父亲患病的过程,进行艺术加工,对于中医则尽可能进行贬低和批判。这不完全是他借机发泄私愤,而是那个时代的风格。丁文江甚至写诗把“喝酒吃肉骂中医”,当作一种消遣,是“最革命”的象征。

为了说明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,需要看看当时他对于中华文化的认识,应该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认识。

1918年7月5日,鲁迅给办《新青年》杂志的钱玄同写信。钱玄同是他在东京时期的同学,也催促他创作《狂人日记》《阿Q正传》的约稿人,笔名叫“金心异”,他们一起为《新青年》撰稿。鲁迅在信中说:“中国国粹,虽然等于放屁,而一群坏种(指刘师培等),要刊(《国粹学报》)丛编,(以与《新青年》竞争读者),却也好不足怪。该坏种等,不过还想吃人。”鲁迅这样谈论国粹,今天我们读来可能觉得很诧异,但是,那时候“进步青年”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状态。鲁迅说,我“阅历已多,无论如何复古,如何国粹,都已不怕。但该坏种等只创刊屁志,系专对《新青年》而发,则略以为异,初不料《新青年》之于他们,竟如此其难过也。然即将刊之,则听其刊之,且看其刊之,看其如何国法,如何粹法,如何发昏,如何放屁,如何做梦,如何探龙(指刘师培研究《文心雕龙》),亦一大快事也。《国粹丛编》万岁!老小昏虫万岁![3]”

在这封信里,鲁迅为了维护《新青年》杂志,而批评《国粹丛编》,谩骂爱心维护中华文化的学者,是很过激的言行,他日后应该为此而感到脸红,应该后悔不迭。但是,当时为何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?尽管是对于“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”写密信,也不应该这样斯文扫地,如泼妇骂街一般。

1919年4月16日,在五四运动过后,鲁迅给编辑《新潮》杂志的傅斯年写信,他是学生领袖。《新青年》杂志,是北大几个老师轮流编写的;而《新潮》杂志,是北大学生1919年1月创刊的,由罗家伦和傅斯年主编,销路很好、很火爆。鲁迅在信里说:“《新潮》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科学文,也是好的。但我的意见,以为不要太多;而且,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,刺他几针。譬如说天文,忽然骂阴历;讲生理,终于打医生之类。现在老先生听人说‘地球椭圆’,‘元素七十七种’是不反对的了[4]。”

在五四前后,在鲁迅的眼里,中医属于旧医学,讲生理的时候就需要“打一打”。因为,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,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的余云岫,已经在1916年作《灵素商兑》,开始了向中医理论的“正规进攻”,鲁迅对中医采取“打医生”的策略,只不过是一种“声援”而已。

鲁迅这样的认识,与当时新思潮进入中国遇到阻碍有关。他在1920年5月4日,给他的学生宋崇义写信,认为五四运动“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,仅一时之现象而已;谓之志士固过誉,谓之祸萌是甚冤也。”他当时没有看到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,这与后来人们的认识有所不同。他说:“近来所谓新思潮者,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,一入中国,便大吓人;提倡者思想不彻底,言行不一致,故每每发生流弊,而新思潮之本身,固不任其咎也。要之,中国一切旧物,无论如何,定必崩溃,倘能采用新说,助其变迁,则改革者较有秩序,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。[5]”

鲁迅在宣扬新思潮的时候,只看到了新思潮的积极意义,唯恐新思潮来的不彻底,来的不够迅猛,而没有料到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“远期后遗症”。他在打碎旧世界的时候,在控诉旧世界“吃人”的时候,也同时打碎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许多优秀传统。他们当时甚至把中国所以落后的原因,归结到中国的文字上,提出来要消灭汉字。在今天看来,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,就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,鲁迅他们年轻的时候(尽管他当时已近40岁,思想还是年轻而幼稚的),也犯下了几乎不可饶恕的错误。

在前面一节里我们已经说过,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旅法留学生《新世纪》派,于1908年前后首先提出中国文字是“野蛮”的、“落后”的,要用“万国新语(世界语)”取代汉语。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,“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,绝无存立之价值”,“汉土之文,不在摧烧之列,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”[6]。“中国文字为野蛮,欧洲文字较良”,“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,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,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,故无所用其更计较。[7]”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期间曾经与之论战,但是,影响不大。五四前后,取消汉字之风,被新文化运动的“领袖们”又捡起来了,其影响随着白话文的推行,而日益高涨。

章太炎的弟子“疑古玄同”高喊:“欲废孔学,不可不先废汉文;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、野蛮的、顽固的思想,尤不可不先废汉文。”

鲁迅说:“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”,“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,病菌都潜伏在里面,倘不首先除去它,结果只有自己死。”

瞿秋白说:“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、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。”

傅斯年说:“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,形状是极奇异,认识是极不便,应用是极不经济,真是又笨、又粗、牛鬼蛇神的文字,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[8]。”

在这样的背景里,中医学能够被人们正确认识吗?显然不能。

1922年鲁迅住在北京,当时他已经42岁了。12月3日,他在为《呐喊》出版写自序的时候,提到了中医。自序的开头,他提到了自己的家事,提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。那是很不幸的一个童年记忆。他说: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,我以为在这途路中,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”。他把陷入困顿的原因,归结为他父亲的病,而在他的眼里,医生简直就是趁火打劫。“我有四年多,曾经常常,——几乎是每天,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,年纪可是忘却了,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,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,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,在侮蔑里接了钱,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”在这段描写中,他父亲患病两年多的事情,被放大为四年多。

紧接着,鲁迅自叙父亲病逝之后,他的家道衰落了。他不得不放弃了仕途的道路,去学差一等的“洋务”。“因为那时读书应试(所谓仕途经济)是正路,所谓学洋务,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,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,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。”失意的鲁迅,进了南京水师学堂。他为了不暴露“鲁迅的真实身份”而隐姓埋名,不让人知道鲁迅就是“教育部佥事周树人”,用的是字母N和K来代替这个学堂。

在学堂里,他“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,算学,地理,历史,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,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”也就是知道了一些早期的西方医学知识,这些极不成熟的知识,使他“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,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,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,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;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,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”

也就是说,鲁迅看中医、评论中医的依据,是西医的解剖,是日本的取消汉方医的政策,而不是在中医治疗他父亲的当时,就抓住了诊病中医的把柄。

在那个时代,由于当地还没有西医,唯一的就医选择就是中医。1926年,鲁迅在《父亲的病》之中,对于中医与西医的评价是显然不同的。他说:“凡国手,都能够起死回生的,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,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。现在是让步一点了,连医生自己也说道:‘西医长于外科,中医长于内科。’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,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,因此无论什么,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。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,所以直到现在,他的门徒就还见鬼,而且觉得‘舌乃心之灵苗’。这就是中国人的‘命’,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。”

鲁迅在文中,把“巫医不分”扣在中医的祖先头上,而且把当代的“岐黄传人们”仍然等而同之,看不到时代的进步。其实,历史上是中医第一个喊出反对巫术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中医扁鹊。《左传》记载的春秋时代的医学家,有齐医、楚医、秦医医缓、医和,晋医医衍,都是君侯国里的官员,有级别、有俸禄,所以《国语》记载医和说“医固官也,医之上者,上而医国”。他们这些官医与巫师分灶吃饭,各有自己的“业务范围”。因此,晋景公于公元前581年做恶梦之后,害了一场大病,他贵为国君,能够“医巫并用”,所以既请桑田巫占卜,也请秦国的医缓诊治。桑田巫的占卜结果,是“大衍之后,在晋绝嗣者为祟”;医缓经过诊察,断定是“病入膏肓”,针药难于治疗,必须注意生活调养。

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,根据自己行医经历,以及医学与巫术的斗争情况,更是明确提出“信巫不信医者,六不治也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医学科学与巫术的斗争,在春秋末期已经十分激烈,并且形成势不两立之两大职业。医学家敢于大胆地反对巫术,靠什么?当然不可能靠无神论,而是靠自己的医疗水平,也就是靠“竞争优势”,当时医学已经胜过了巫术。《黄帝内经》也把“拘于鬼神者,不可言至德”写入中医的经典之中。也就是说,在古希腊的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“向众神”宣读医生《誓言》的时候,中医学已经同巫术分道扬镳了。鲁迅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,说民国年间的中医仍然“见鬼”,是医巫不分,实在是一种故意泼脏水,是一种污蔑。

当然,现在看来,信巫与信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。有市场存在,所以巫术、巫医仍然没有灭绝,这只能怪医学落后。因为,有的时候,医学治疗的效果,还赶不上巫术。世界上那么多医源性疾病,就是鲜明的证据,中医、西医都非尽善尽美。

鲁迅在对于中医存有偏见之后,就借着一个笔名(当时见到他的人都称他为周树人,只有《新青年》的少数几个编辑知道他就是鲁迅),骂开了中医。他说自己学习了西医的生理解剖和化学之后,进行反思,结果就“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”。

他的所谓中医是骗子的论调,是自己“悟得”的结果,而不是历史事实;中医医生与患者的关系,经历了几千年的生死考验,难于割断,不容玷污,即使在在鲁迅的眼里,当时的医患关系也是融洽的。但是鲁迅别有用心地说这种关系是一种欺骗的结果,“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”,就这样把一贯倡导“仁心仁术”的中医,不容声辩地推到“骗子”的席位上了!

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正确,鲁迅虽然无法引经据典,也没有事实作依据,就把日本的取消中医(汉医)拿来说事,他说“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”。不错,日本从引进“兰医(荷兰医学)”、“德医”之后,打击排斥汉医,并进一步取消了汉医,是在明治维新的早期推行的一种医学政策,并且达到了逐渐消灭汉医的结果,国家也逐步强盛起来。但是,日本有日本的情况,日本的强盛过程也绝非只是发展西医消灭汉医。鲁迅不过是借题发挥,牵强比附,胡乱联系而已。下一节我们还要系统阐述。

他所以有这些不正确的看法,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小,因此,他接着在《呐喊自序》里说:“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,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,预备卒业回来,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,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,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”

毫无疑问,“悟得”中医是骗子的时候,是在他去日本之前,是他自己的个人想法,尤其是基于当时他父亲的病而产生的想法,这是一个具有批判思维少年所产生的“体悟”,未必正确。因为怀着对于中医的仇恨,对于父亲被误治的痛苦,他来到了日本。他自己称“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”,来到日本学习西医,思想是不成熟的。他在骂中医的时候,也是当年“旧恨”的一种回放,而不是“新仇”。

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“骗子”的标准问题,鲁迅没有说。什么人才能被称为骗子?不是随便有一种不满,就可以把别人称为骗子的。尤其是不能以偏概全,按照自己的心愿,把整个“以治病救人为天职”的中医们随意称为骗子。现在,我们翻遍所有字典,查找关于“骗子”一词的的解释,都说故意欺骗他人,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,才是欺骗;以欺骗为生的人,才是骗子。也就是说,所有的“骗子”都是有意的。“无意的骗子”是鲁迅的发明,是他自己“悟”出来的罪名。如果按照鲁迅“无意骗子”的说法,世界上的“骗子”可能比正常人多得多。

在医学里,“有意欺骗”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,叫做“保护性医疗”。“保护性医疗”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患者的利益,难道其中就没有医生的利益吗?

鲁迅在病重的时候,就说过“你们骗我,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,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。我不同意住院检查。”鲁迅说的“你们骗我”的“你们”是骗子吗?是有意欺骗,还是无意欺骗呢?

在没有抗结核西药的1936年,鲁迅吃的很多西药,都是“毫无作用”甚至是有害的。当然,1896年他父亲如果找西医治疗,也不可能不被西医学欺骗,因为那时没有特效药。到鲁迅死的时候,全世界的西医都没有抗结核的特效药,不“有意欺骗”也得“无意欺骗”。

恰成对照,中医药之中很多天然成分,却是“有意无意地”能够抑制结核菌的生长。当然,中医治疗结核病,主要是调整身体的抗病能力,而不一定是抗菌杀菌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只要抗结核西药耐药、无效的时候,大多可以从中医药的治疗之中获益。

其实,五四前后伴随新文化运动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事情,时过不久当事人大多有所悔悟,以为自己的言行太过火了。钱玄同甚至觉得面对当年的文章,羞愧万分“惭汗无地”。

1924年1月12日《晨报副刊》刊登的曾秋士(孙伏园)所写的《关于鲁迅先生》,文中记载,鲁迅与孙伏园谈话时说:“中国书籍虽然缺乏,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,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《呐喊》。我虽然悲观,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,也许不至于‘吃人’了,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!我一听见《呐喊》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,见了《呐喊》便讨厌,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,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,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。《呐喊》的畅销,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,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。”

鲁迅借狂人之口,说中国历史从头到尾,字里行间只有歪歪斜斜的两个字“吃人”,显然是太过分了,太荒谬了。那么,他对于中医的评价呢?是否也不正确?好象是他自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但是,读者诸君,只要您仔细读鲁迅的《呐喊自序》,可能早就看出来了。鲁迅早已否定了这种看法,认为当年到日本去学习医学时的思想是很幼稚的。

另一个不为人重视的事实是,鲁迅当年骂中医时的身份是笔名,不是真名实姓。他当时既没有想到《呐喊》可以风靡一时,也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“旗手”,自己的一言一行会被放大,有着非凡的影响力。否则,他会加以慎重考虑,不至于如此出言不谨。

1926年,在他最早期的著作《呐喊》火暴之后,鲁迅说:“近几年《呐喊》有这许多人看,当初是万料不到的,而且连料也没有料。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,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。也不很忙,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。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:LS,神飞,唐俟,某生者,雪之,风声;更以前还有:自树,索士,令飞,迅行。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,因为那时的《新青年》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。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,真可怜,侦察了百来回,竟还不明白。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;‘鲁迅即周树人’,是别人查出来的。”

由此不难看出,周树人当时在教育部任职,是一个政府官员。他以为以鲁迅为假名字发表的东西未必会多么热销,更不会想到他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会如此之大,影响会如此之深远。1933年,鲁迅在《伪自由书前记》中提到,有人为了人身攻击,曾经故意在1926年发表文章,揭破他真实身份,说“鲁迅即教育部俭事周树人”,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,时隔十年,在“大家都忘了”之后,又一次提起来,仍然义愤填膺[9]。

鲁迅对于中医与西医治疗原理、效果的看法是错误的,完全不能用是否欺骗,是否是骗子,来评价中医与西医这两个不同人群。

鲁迅错了不要紧,关键是被一些“别有用心攻击中医的人”加以利用,把鲁迅的污点、错误放大,最大化,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“一个也不放过”的鲁迅,他一旦明白过来,他一旦知道了其中的道理,看到了今天的中医与西医的友好团结,他会做何感想呢?

我认为他会拍案而起,大吼一声:“我岂能容你?!小爬虫,你敢利用我!!!”

在鲁迅的时代,阿Q、孔乙己、九斤老太、祥林嫂们自不必说,有了病是要看中医的。但是,在有条件接受西医药治疗的文化名人们心目之中,他们对于中医药的信仰已经消失,甚至把中医药当作“打一打”的对象,或者作为批判旧事物的靶子,有意无意地要加以嘲弄。

鲁迅所说,“陈莲荷”开的药引有“原配的蟋蟀一对”等等,未必就是历史事实,因为翻遍中医的书籍,我们也找不到这样的处方。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近年所写的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,其中提到一只由上海“种德堂”老药铺生产的“双料——乌鸡白凤丸”的匣子。周海婴回忆说:“母亲(许广平)当时因过度劳累,白带颇多,西医让用冲洗方法,没有见效。她遂买‘乌鸡白凤丸’服了,见效很快,连西医也感到吃惊。这种中药丸,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,因她也是体弱劳累,生活不安定,以至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,结果也治愈了。”周海婴先生据此评论说:“曾有人著文,说鲁迅反对中药,更不信中医,实际似乎并不如此。”在书中海婴还提到,他幼年在上海患严重哮喘,各种药都不灵。经人介绍,鲁迅在脸盆内用开水调芥末二两,浸入一条毛巾。然后将毛巾拧干,热敷于患儿背部,疗效大好。这显然是一种民间的中医疗法。鲁迅亲自操作,屡试不爽,这也应该说是对中医中药的一种态度吧!

其实,历史的真实情况未必如此,鲁迅对于他喜爱的乌鸡白凤丸,也是一边享受着它良好的疗效,一边却对于这种中药大加嘲讽指责。他在生命最后关头的1936年8月23日,写了一篇文章《这也是生活》,其中描述过一个病例,鲁迅说:“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,高中毕了业,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,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,而工作又很繁重,几乎一年到头,并无休息。他是好高的,不肯偷懒,支持了一年多。有一天,忽然坐倒了,对他的哥哥道:‘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’他从此就站不起来,送回家里,躺着,不想饮食,不想动弹,不想言语,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,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,然而全体都疲乏了。也没有什么法子治。自然,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。我也曾经有过两天这样的情形,但原因不同,他是做乏,我是病乏的。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,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,所有举动都是多事,我没有想到死,但也没有觉得生;这就是所谓‘无欲望状态’,是死亡的第一步。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;然而我有转机了,我要喝一点汤水,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,如墙壁,苍蝇之类,此后才能觉得疲劳,才需要休息。[10]”

鲁迅描写的这个高中生,他的病是一个典型的西医查不出病来,而中医完全有可能治愈的病例。但是,鲁迅不这样看,不仅他不这样看,而且文章的末尾,他提到了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,不但想到了盲人摸象,而且捎带着把乌鸡白凤丸加以嘲弄一番。他说:“于是所见的人或事,就如盲人摸象,摸着了脚,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。中国古人,常欲得其‘全’,就是制妇女用的‘乌鸡白凤丸’,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,方法固然可笑,主意却是不错的。”

乌鸡白凤丸的制作,都是写明了“去毛爪肠”才入药的,鲁迅在这里有意无意地,把一盘脏水泼了过去,尽管他泼的是他喜欢的乌鸡白凤丸!

因为鲁迅对于草根树皮为主的中药,是很不相信的,所以他在《新药》这篇文章里,借中医复方与西药单一成分的对比,发挥说:“总而言之,先前所用的是单方,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。复药虽然好像万应,但也常无一效的,医不好病,即毒不死人。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,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,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。[11]”这是1933年他对于中药复方的认识。

鲁迅在1925年,曾经大谈他对于中医的怨恨,其中既有他父亲的原因,也有他自己在牙齿病治疗上的不幸遭遇,因中西医对比而生的“新恨”。他说:

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,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,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“西法镶牙补眼”的了,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,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。以北京而论,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,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,但是,yes(是的),贵不可言。至于穷乡僻壤,却连皮毛家也没有,倘使不幸而牙痛,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,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。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,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,实在是“欲罢不能”。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,也有遗传的,那么,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,因为他牙齿也很坏。于是或蛀,或破,……终于牙龈上出血了,无法收拾;住的又是小城,并无牙医。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“西法……”也者,惟有《验方新编》是唯一的救星;然而试尽“验方”都不验。后来,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:择日将栗子风干,日日食之,神效。应择那一日,现在已经忘却了,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,随时可以风干的,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。自此之后,我才正式看中医,服汤药,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,据说这是叫“牙损”,难治得很呢。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,说,因为不自爱,所以会生这病的;医生能有什么法?我不解,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,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。如此者久而久之,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,再去寻牙医,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“齿袱”,这才不再出血了,化去的医费是两元,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。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,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。它说,齿是属于肾的,“牙损”的原因是“阴亏”。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,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。到现在,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,单方怎样灵,我还都不信。自然,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,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。

鲁迅对于中医的仇恨,由来已久,但是,都是他个人的经历,对于别人的经历和体会,他是不相信的。因此,他说“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,单方怎样灵,我还都不信。自然,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,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。”

鲁迅通过自己的经历,与中医结成了“深仇大恨”,是父一辈与子一辈两代人的事情,难解难分。所以,他经常把中医比拟成他另一个敌人,他说“又是章士钊!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,实在由来已久;但是,先前总算是为‘公’,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,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,因为他‘无故’将我免了官,所以,在先已经说过:我正在给他打官司。”

写到这里,我们已经对于鲁迅如何看中医,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。鲁迅作为一代伟人,有他的贡献,但是,他对于中医的认识是错误的,是带有偏见的。

鲁迅嫉恶如仇,不仅对于他的仇人“一个也不放过”,而且对于不符合他的标准的老师,也可以凭着自己的“想当然”观点,进行评判。他对于章太炎先生的看法,就是如此。有一次章太炎先生谈到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,其中说:“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,白话更难。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,有许多是古语,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,就是古代的某音,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,就要写错。……”这本来并无什么原则错误,鲁迅以为章太炎是研究国学的,对于白话文没有权力“瞎评论”,因此就写了《名人与名言》一文进行批评,让人们不要因为章太炎是名人,就把他说的话当作名言。

鲁迅说:“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,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,起古人于地下,看了不懂,我们也毫不畏缩。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,其实是文不对题的。这缘故,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,用得范围太广了。”鲁迅分析说,“社会上崇敬名人,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,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。名人被崇奉所诱惑,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,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,无所不谈,于是乎就悖起来了。其实,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,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。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,小学的大师,倘谈文献,讲《说文》,当然娓娓可听,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,便牛头不对马嘴,即其一例。[12]”

鲁迅于1935年对于章太炎先生的这段批评,不知道章先生是否见到,即使他见到了,是否知道署名“越丁”的作者就是他的学生鲁迅呢?也许鲁迅为了给老师留一些面子,在文章的最后,就说到:“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。但‘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’,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‘日月之明’的。至于我的所说,可是我想,‘愚者千虑,必有一得’,盖亦‘悬诸日月而不刊’之论也。”

当然,鲁迅对于章太炎先生的“善意批评”,也不限于这一次。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篇文章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,是章太炎去世之后鲁迅所写的纪念文章,在这篇纪念文章里,鲁迅仍然有所批评。他在文章之中说:“前一些时,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,赴会者不满百人,遂在寂寞中闭幕,于是有人慨叹,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,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。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。官绅集会,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;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,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,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,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,和时代隔绝了。纪念者自然有人,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。”

章太炎先生的晚年,一直在苏州讲国学,并没有“和时代隔绝”。鲁迅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认识,完全是他对于国学的误解。他以为国学无大用,是不值得提倡的,他在五四前后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。他认为,最重要的是革命,一旦放弃了革命,就意味着堕落。因此,他说:“我以为先生的业绩,留在革命史上的,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。回忆三十余年之前,木板的《訄书》已经出版了,我读不断,当然也看不懂,恐怕那时的青年,这样的多得很。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,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,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《革命军》序,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。”

鲁迅回忆所接受于章太炎的教育,是他“一九○六年六月出狱,即日东渡,到了东京,不久就主持《民报》。我爱看这《民报》,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,索解为难,或说佛法,谈‘俱分进化’,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,和‘××’的×××斗争,和‘以《红楼梦》为成佛之要道’的×××斗争,真是所向披靡,令人神旺。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,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,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,所以直到现在,先生的音容笑貌,还在目前,而所讲的《说文解字》,却一句也不记得了。”其实这也许是“世事异也”,二人所走的道路不同所造成的。

鲁迅竟然说晚年的章太炎:“既离民众,渐入颓唐”。对于1933年,章太炎出版自己的著作,也大加非议:“一九三三年刻《章氏丛书续编》于北平,所收(早期革命文章)不多,而更纯谨,且不取旧作,当然也无斗争之作,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,粹然成为儒宗,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,至于仓皇制《同门录》成册。”他这样评论章太炎对于国学的研究和开讲习所传播国学,是不够公允的,也是他以自己的爱憎苛责师长的表现。

谈论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,不能不说他的小说《药》,尽管其中没有说中医如何不好,但是人们一直认为治痨病的偏方“人血馒头”,可能与中医有关。反中医人士,2006年在网络里搞取消中医活动,更是把这种野蛮的偏方硬按在中医头上,当成鲁迅批判中医的一个依据。我们查遍了中医的古籍,也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偏方,一贯提倡仁心仁术的中医,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偏方呢?现实里没有找到依据,我还得回到鲁迅这里来。他是怎么听说的?抑或他是怎么构想的?为什么要这样构想?

为了打开这个问号,我必须从鲁迅对于“小说”的态度谈起。他在1933年评论说:“在中国,小说不算文学,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,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。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‘文苑‘里的意思,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,来改良社会。[13]”

为了改良社会,鲁迅创作了许多典型意义的人物,说了许多象征性的事件。他说:“我的来做小说,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,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,要做论文罢,没有参考书,要翻译罢,没有底本,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,这就是《狂人日记》。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,此外的准备,一点也没有。但是《新青年》的编辑者,却一回一回的来催,催几回,我就做一篇,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,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。”

鲁迅依靠“医学上的知识”,主要是用来宣扬西医知识,批评中医落后陈旧。鲁迅希望在小说里表现自己的爱憎和观点,以便实现他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望,所以他说:“自然,做起小说来,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。例如,说到‘为什么’做小说罢,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‘启蒙主义’,以为必须是‘为人生’,而且要改良这人生。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‘闲书’,而且将‘为艺术的艺术”’看作不过是‘消闲’的新式的别号。所以我的取材,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,意思是在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。”

“人血馒头事件”,就是他提炼的一个“病态社会”的典型材料,主要是为了说明民众的愚昧无知,也从一个侧面控诉黑暗势力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,对于“偏方”出自谁之手,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,也是反中医人士“悟出来的”一个用意。鲁迅在《药》里没有格外指责中医,因为这件事可能就是虚构的。

鲁迅说:我“所写的事迹,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,但决不全用这事实,只是采取一端,加以改造,或生发开去,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。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,没有专用过一个人,往往嘴在浙江,脸在北京,衣服在山西,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。有人说,我的那一篇是骂谁,某一篇又是骂谁,那是完全胡说的。”

由此看来,虚构故事是为了表达思想,完全没有必要一一加以考证,那样不仅失之拘泥,而且完全违背鲁迅创作的初衷。小说毕竟不同于杂文,不是写实,而是创作。鲁迅说:“还有一层,是我每当写作,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。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,批评界更幼稚,不是举之上天,就是按之入地,倘将这些放在眼里,就要自命不凡,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。批评必须坏处说坏,好处说好,才于作者有益。”

我们认为,1933年鲁迅先生的这段话,尽管是回忆,“是十年前的事了,此后并无所作,也没有长进,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,怎么能呢。拉杂写来,不过如此而已。”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他的原意,对他不当的地方进行批评,才符合他的思想,毕竟历史又过去了70多年,我们不能要求鲁迅先生在那个时候正确认识中医。但是,“东方科学七君子”在发表“迎奥运宣言”的时候,提出来把鲁迅在《呐喊自序》里骂中医是“有意无意的骗子”的话,从中学课本里删去,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,也是负责任的行为。不然,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损于鲁迅形象的缺点,这个缺点经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,用来攻击中医。

 

 

 

 

[1]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reader_4af7162a010005b0.html

[2] 黄乔生、周氏三兄弟、http://data.book.hexun.com/chapter-1704-3-3.shtml

[3] 复旦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、《鲁迅书信选》、上海人民出版社、1973年9月第一版、2页。

[4]复旦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、《鲁迅书信选》、上海人民出版社、1973年9月第一版、5页。

[5]复旦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、《鲁迅书信选》、上海人民出版社、1973年9月第一版、8页。

[6]陶绪、史革新著: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、湖北教育出版社、1999年11月第一版、305页。

[7]陶绪、史革新著: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、湖北教育出版社、1999年11月第一版、254页。

[8] 以上4处引文,俱转引自张效霞著《无知与偏见——中医存废百年之争》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、2007年9月第一版、92-93页。

[9] 鲁迅选集第三卷、北京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1983年12月第一版、241页。

[10] 鲁迅杂文选、上海人民出版社、1973年5月第一版、247页。

[11]鲁迅选集第三卷、北京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1983年12月第一版、287页。

[12]鲁迅杂文选、上海人民出版社、1973年5月第一版、205页。

[13]鲁迅选集第三卷、北京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1983年12月第一版、171页。

关键字:鲁迅,中医,东方科学七君子,五四运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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