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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医节 那一年的惊心动魄

今天是3月17日,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,但对于中医药人来说,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。为了纪念1929年3月17日中医药界全力抗争,阻止国民政府废除中医这一历史事件,中医药

今天是3月17日,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,但对于中医药人来说,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。为了纪念1929年3月17日中医药界全力抗争,阻止国民政府废除中医这一历史事件,中医药界将这一天定为“国医节”。


到底在1929年发生了什么中医差点就被废除?中医药前辈们如何抗争才阻止了这一厄运?让我们一起回顾在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事件。


 

“中央卫生委员会”通过废止旧医案

1929年2月下旬,南京黄埔路1号的卫生部大楼内,迎来了十多位意气风发的客人。他们是新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从全国各地礼聘的医疗卫生专家,前来参加全国第一次“中央卫生委员会”。

1928年,五院制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卫生部隶属于行政院。首任卫生部长薛笃弼,并非医学出身,他是冯玉祥派系的人,蒋介石出于平衡各方利益将卫生部长职位安排给冯系。薛笃弼上任之初,专门成立了一个政策咨询机构,即“中央卫生委员会”,以为开展卫生行政出谋划策。首届委员会共有17名委员(加卫生部长为当然委员共18名),此次全部到齐。

受聘的委员全部都是西医出身。在当时,所谓“卫生”被理解为纯粹西方医学的概念,故卫生行政大计根本未考虑到中医参与的可能性。然而会议上,却偏偏专门讨论了有关中医的问题,并形成了决议案。

第一次“中央卫生委员会”会期从23到25日,共讨论议案49件,其中有4项涉及中医,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号提案——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。提案人余云岫,浙江镇海人,早年留学日本,颇受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影响,归国后提倡“医学革命”,主旨就是要效法日本,废除“旧医”(指中医)全面推行西医。此次出席中卫会,余云岫的提案全面展开对中医的攻击,历数中医“不科学”,更从医疗卫生行政的角度提出:“旧医一日不除,民众思想一日不变,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,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……为民族进化计,为民生改善计,不可不取断然手段。”所谓断然手段,包括限期施行旧医登记,领执照后方许执业;对已登记的旧医进行新医培训,获得证书才能继续执业;旧医年满50岁以上,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,可免受补充教育,给特种营业执照,期限15年,但不准诊治法定的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;禁止登报介绍旧医;检查新闻杂志,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;禁止成立旧医学校……

2月24日下午,“中央卫生委员会”在临时会场专题讨论有关中医的四项提案。按余云岫的说法,他的意见在委员中获得“满场一致通过”,唯一有疑问的是列席会议的几位卫生部行政职员。其中保健司长金宝善提出给中医进行登记的时间过短,医政司长严智钟也赞同,但委员中身份最显赫的褚民谊断然回答:“本还要短,现已算长了。”卫生部政务次长胡毓威又提出一个问题:提案所说检查新闻杂志,是否不合国民党总纲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?余云岫回答说:“言论出版等自由,本席虽不懂法律,但我想必定有一点限制的。”最后,会议通过《规定旧医登记原则》共三项,写入25日的会议记录第七项,其内容是:甲、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(1930年)底止。乙、禁止旧医学校。丙、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,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。

一个事关中医命运的决议,就这样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,过程中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,没有应否实行的辩论。在满座西医看来,那根本是不须辩论的事情。25日,会议结束,踌躇满志的委员们各归本省,等待医学革命的正式开始。

中医药界全力抗争

委员们等来的是一场风暴。

2月26日,上海《新闻报》的一则简讯披露了会议决议的信息。3月4日,余云岫主编的《社会医报》更是刊出“中央卫生委员会”专刊,以胜利的姿态详载其提案,引起各界震惊。新闻界将之称为“废止中医案”。全国中医药界各团体纷纷函电国民党政府,表示责问和反对。

当时,上海中医药界成为全国组织抗争的中心。神州医药总会、中华中药联合会等40余团体联合召开会议,决定组织“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”,联合全国医药界统一行动。1929年3月17日,来自全国15个省共242个中医团体的代表总计381位,聚集到上海总商会大厅,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。

在三天的会议中,大会最后决议案通过了将3月17日定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(后称“国医节”),并决定组织请愿团晋京请愿。中医请愿团到达南京后,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、中央党部、国民政府、行政院等处递交请愿信,发觉政府各级人士中同情中医者居多。例如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表态说:“中医决不能废止!我做一天行政院长,不但不废止,而且还要加以提倡。”据说卫生部长薛笃弼在国民党三大会场中也屡遭到代表质问,连冯玉祥都来电批评他。24日,薛笃弼主动宴请请愿代表,宴后表态说:“中卫会议案实有不妥……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,以中国国情内为左右,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,并深信中医之限制,非政治势力所能收效。”

在全国中医界的努力下,卫生部先后函复各地中医团体,矢口否认称“中央卫生委员会决议案并无废除中医中药之说”,3月25日正式函复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主席团时又说:“查《社会医报》之登载,应由该报负责。”与余云岫撇清干系,并许诺将来会吸收中医参加“中央卫生委员会”。中医的抗争,达到了阻止废止中医议案实施的目的。

1929年中医界的抗争影响很大,《申报》称“其盛况为一年来民众运动所未有”。在斗争中,不难看到中西医各自所处的情势对比分明:一方高踞庙堂,谋划鸿猷;一方通电集会,停业罢市,典型的“朝”、“野”斗争姿态。这个过程,与日本明治维新时几乎一样。但是,与日本汉医一蹶不振不同,中国的中医对斗争充满自信。著名中医陆渊雷在与余云岫辩论时充满信心地说:“试行全国投标大抉选,逼发选票,令国民自由投票,信用中医中药者若干人,信用西医西药者若干人,政府监视开票,吾知信中医中药者,必得百分之九十五,信西医西药者不过五人也。”同样,在全国医药团体大会闭幕宣言中,列举中医的诉求之后激昂地说:“如必欲以莫须有冤狱相加,谓中医为草菅民命,涂炭生灵,视之如洪水猛兽而不容发展进化,则吾人惟有先自引退,静听全国三万万五千万民众之最后公判!”

算起来,在1929年掀起滔天波澜的,实际上只有禇民谊、余云岫等一小群西医,在社会上没有基础。他们所依仗的“科学”,远没有想象中的威力。中医与西医虽然理论相异,但是否构成推行卫生行政的障碍?卫生行政有无兼容两种医学的可能?这是一个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,不是照搬外国经验可以解决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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